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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节群像:“双减”后有人担忧收入减少 有人期待工作降压

2021-09-11 03:07 浏览:

9月10日,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临。尽管刚刚开学不久,但随着“双减”的落地,2021年的这个教师节,很多老师和以往相比有颇多不一样的体验。

“现在我们每个老师布置作业都会写一个平均完成时间,科任老师之间会协调。而且还不会把学生作业时间填满,会留出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让他们运动和休息。”作为成都一所私立中学的初二数学老师,罗鹏(化名)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。

根据教育部的最新规定,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。不过,作业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教师工作量的降低。罗鹏指出,现在布置作业上会着重“少而精”,需要他额外花时间去筛选题目。

尽管在“双减”之下,不少老师的工作时间更为灵活。厦门一所民办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许琴(化名)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民办老师的工资与学生学习的成绩密切挂钩。“从‘双减’带来的时间自由方面来说,我可以早点下班,但我的工资会出现浮动。”

乡村教师获得补助

9月8日,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成效、国家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有关工作和第37个教师节系列宣传庆祝活动安排。
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发布会上介绍,根据最新统计数据,现在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.97万人,比上年增加60.94万人,增长3.52%,分学段看,其中,特教教师增加6.11%,幼儿园教师增加5.44%,高校教师增加了5.34%,这三类教师增幅是最大的。

相对来说,中小学老师的数量增幅较低,而且整体来看男性教师的比例偏低。

9月8日,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援引教育部数据称,近年来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男性教师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。2019年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专任教师中,男教师占比分别为29.98%、42.20%、45.27%,相较于2015年分别下降了6.29个、4.27个、3.39个百分点。

报告进一步对就业不满群体的不满意原因分析后发现,收入低(77%)和发展空间不够(50%)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后了解到,各地中小学老师的收入差距颇大,而在“双减”之后,老师们的收入也会出现浮动。

作为成都排名中上水平的私立中学教师,罗鹏一年的收入在15万到18万之间。其中,补课给他带来的收入一年在2-4万元。“我的收入要看那届学生的质量,由底薪+绩效考核+津贴构成,我们是算课时的,年底有奖金,学生获奖之类的有补贴。现在没有补课的费用,收入估计会减少一些。”

同为民办学校的老师,许琴也认为自己的收入会有一定浮动,因为民办学校根据学生成绩来评定老师工资高低。

“公办的工资比较固定,按课算;民办按‘人头’算,不同的学生数量收入不同。民办老师的工资有一部分是和学生报课后延时的人数有关。比如我这学期新带一个班,报的人数比较少,工资就减少了一半。现在‘双减’上课的量不得不减少,延时又不是强制的,老师不能统一做一些课外辅导,这不利于孩子对知识的吸收。”许琴说。

相对来说,“双减”之后一些公办中小学老师的收入,有望得到一定提升。

一位福建漳州的初一老师李静(化名)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,作为一所农村的公办学校老师,她工资、绩效、补贴、奖金加起来,每个月打到卡里大约3300元左右。

“‘双减’课后服务补贴估计也不多,尽管数额并没有通知,但我没有期待增加多少钱。”李静说。

在上述发布会上,根据教育部的数据,截至到2020年底,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,覆盖约8万所乡村学校,受益教师129.8万人,人均月补助金额平均375元。

在中央奖补政策的带动下,2020年全国有1056个非连片特困地区县也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,地方投入资金达到141.8亿元。

教师期待工作“降压”
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“双减”并不意味着老师的工作压力降低。

在“双减”之后,有中小学老师在采访时指出,之前课外培训机构、家长的压力,很多现在都转移到老师身上,希望工作能“降压”。其中一个关键是,尽管开展课后服务,也不能强制增加老师的工作时间。

李静表示,作为班主任,新学期增加了课后服务,她的工作时间一天增加了两个小时。

7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提出,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;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,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;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。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“弹性上下班制”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,“双减”导致部分教师工作量增加,首先要确保教师休息的基本权利,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劳动法的规定;其次,教师可灵活上下班,要根据教师的工作需要而非学生在校时间来安排。

“我建议要适当的考虑增加教师的编制,从而增加教师数量,同时引入一些社会相关机构来参与课后服务。”储朝晖表示。

另一个压力是,“双减”之后,如何与家长和学生更好的沟通。

一位漳州民办小学老师林琳(化名)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,如果“双减”仅仅在学校推进,作用是不大的。

“我应该算是家长眼中比较好的老师,但是我发现只要哪天我不教这个孩子,他就又打回原形。想要真正去帮助孩子,肯定要从家庭入手,但很多家长只看分数,因此‘双减’真正落实下去,老师压力是挺大的,在做好学生教育的同时,也要做好家长方面的工作。”林琳说。

李静认为,不要“神话”教师职业。她认为学校的教育并不能对学生做到非常重大的改变,更重要的是家庭环境的塑造。

“在农村,我发现很多家长都是在孩子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,突然想起来今年孩子要中考了,赶紧打电话问一下孩子怎么样,能不能上高中,头两年家长都处于缺位的情况。”李静说。

罗鹏对此相对坦然,他表示现在考试少了,他作为老师会更主动地去和家长沟通,也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,包括在家的学习、娱乐时间之类的。在学校罗鹏就针对性的开一些主题班会,而不是之前的常规总结。

“我当老师,也要去了解学生的生活,我试过刷抖音、b站,感觉就是和他们打成一片,才更容易和他们做朋友,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比较推崇的。”罗鹏说。

整体来看,很多中小学老师也深刻的感受到压力过大,对于孩子成长的不利。

林琳认为“双减”是非常必要的。“今天接待了一对夫妻,他们孩子已经很优秀了,在家里被奶奶训斥完以后,她情绪崩溃了。后来她说因为暑假妈妈一直让她补课,每天都补,一点喘气的时间都没有,这让我觉得‘双减’太重要了。”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,要让减负能够落地,必须首先减轻中小学老师的负担。如果地方仍然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,来评价老师的教学水平,“双减”反而有可能增加老师的负担。

“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和老师的自主权,让老师的精力都投向教育和教学,如果老师仍然面临功利性的考核指标,是很难转变课堂教学方式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无论是规定考试的次数,还是规定作业的量,但最终学生的负担恐怕很难有效减轻。”熊丙奇说。

他认为,有一些老师认为延长课后服务,影响到自身的休息权利,负担进一步加重。这时,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,并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。

8月30日,在教育部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及“双减”“五项管理”督导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上,提出课后服务也可以聘任退休教师、具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或志愿者参与,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、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。